1968年文革后期，父亲进了五七干校。那所干校在长春的郊区拉拉屯，离市区较远，附近有个坦克学校。（现装甲兵学院，再往前就是通往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高速起点）

        记得父亲一去就是好长时间，天天都不能回家，每天都是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参与学习和劳动，干校一律军队建制，最高的领导是一个军方代表。从后来父亲的日记里得知，其实干校学员每周的周末都可以请假经准假后回家探亲，但干校需要有人留守，军代表看父亲年轻、倔强、不会来事，有时就不准父亲假，要求父亲留守。害得当时已有三个小孩的父亲只能孤单一人在日记里依旧刺刀见红地批斗自己想回家的私心闪念，拼命地去靠劳动来打发对家人的思念。

        由于父亲很少回家，母亲就想了一个好办法，靠写信来及时与父亲保持联系，告知家里的情况。那所干校的管理人员每天上班都是通勤，当时通勤的班车站在长春人民广场工人文化宫门前，每天早六点半准时发车。 每当要去送信时，母亲就把我们小孩早早叫醒，5岁的我有时陪哥哥，有时陪姐姐，在东北冬日里寒冷、漆黑的六点，一顿棉衣、棉帽武装，冲出家门，前去送信。出门后，由于很冷，街路很黑，（那时的路灯是很暗的）我们就沿着当时的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向班车站跑，有时还要顶风冒雪。记得班车是一辆军绿的车，在车门边有时还会遇到其他送信的小孩，我们就一起在下面央求：叔叔，帮忙把信送给某连某排的某某。有人就会把信接过去，我们就连忙称谢，然后往回跑。现在细想也许只有小孩才能把信送过去，任何人看到这些冻得小脸通红的可怜的孩子，都会动恻隐之心的。回到家里的时候，天才会蒙蒙地亮，我们会兴致勃勃地向妈妈汇报送信的一切过程，然后吃早饭。送信虽然苦，但确是我们小孩子最愿意做的事，因为那是能与父亲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可是我们却重来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

        妈妈当时在信里写的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记得母亲头一晚上会在一张稿纸上，用铅笔去写，然后叠起来，折成一个细细的长方形，然后再反复折几下，打一个结，最后在下面空白的地方写上某连某排和父亲的名字。

           父亲偶尔在周末的晚上回家时，都会显得极为憔悴，头发很长，皮肤很黑。有的时候父亲回家晚了，我们小孩都已经睡着，但第二天醒来发现父亲回家了却又是那样的高兴。我现在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回来的，坐车还是步行？一切都不知道。父亲在家的一天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一天，只是在周一漆黑的早晨父亲背一个军绿书包又要走时，我的心里又会充满悲伤。

       有一次不知父亲如何想？把我带到了五七干校，如何去的？怎么回来的？都做了些什么？我大多都记不住了。只记得父亲住的是一间带有双层连体大铺的很寒冷的大房子。晚上那些干校学员收工打饭回来，忽然发现了身穿一身母亲给我做的带有红领章和帽徽军装的我，于是纷纷来夸我是小解放军战士。 后来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他们背诗、唱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大人们竟笑得是那么的不自然、不开心，现在想起来，也许我的出现令他们更加想家、更加想念自己的孩子-----------。

       近一年的五七干校学习结束了，可父亲没有被分配工作，被告知还需要进另一个五七干校学习。母亲大怒说：“靠我一个人的工资也能养活家，改造还没完了呢？” 坚决不让父亲去新五七干校报到，并赶到拉拉屯去质问那个军代表。那个军代表拖到下午才不得不接见母亲，并与母亲说：你爱人对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认识还不太够，所以只能继续学习，知识分子还需要进行新的改造。母亲怒斥：“他算什么知识分子，他过去只是一个臭当兵的出身，只是听从了党的话”。那个军代表哑口无言，因为他也是当兵的，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有失误，对我父亲的了解不深入彻底。母亲还说：“若去新干校也可以，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一起去”。结果这句话很快就得到了应验，父亲去新干校没几个月就回来了，毛主席又做出了新的“五七指示”：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1969年12月，全家真的随父亲去了长春外县偏远农村的一个广阔天地，不管大人和孩子一起虚心地接受了好几年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